世界在变，保护如一？纪念《日内瓦公约》签署70周年

很高兴又来到高级国际关系与发展学院发表讲话。今晚我们讨论的议题可能是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核心工作最为密切相关的议题了。虽然我们组织的历史要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但我们保护受战争影响的民众，并减轻其苦难的职责事实上源自1949年的四个《日内瓦公约》。

对我而言，这场讨论并非关乎周年纪念或法律措辞辩论；而是探讨如何保护民众免受当今肆虐战火的恶劣影响。其要义在于提出以下主张的法律：只要冲突仍在发生，就必须对其所造成的苦难加以限制。

七十年前，就在这座城市，瑞士召集各国召开了一场外交会议。会议于1949年4月21日在总理事会宫旧址，也就是如今的于尼-迪富尔（Uni-Dufour）办公楼举行。当时，几乎世界各国代表均出席会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专家身份参会。

对与会人员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巨大悲剧仍历历在目。战场惨景与大屠杀的血腥使人道几近堕入深渊，赤裸裸地暴露出对平民的法律保护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差距。

各国痛下决心，再也不要看到这样的悲剧重演，并为保护平民——普通的男性、女性与儿童——全面制定了有约束力的国际法义务。

各国由此达成一致：即使在武装冲突期间，国家、社区、兄弟姐妹亲朋之间也不可肆意妄为，其行为需要受到一定的限制。这是向传统法律中引入的一个颇具影响力的概念。

而由于各国代表减轻民众苦难的人道精神与决心又是如此强烈，相关磋商工作仅仅持续了四个月就告一段落。这在当今动荡的多边体系当中几乎是无法想象的成果——但同时，这也显示出各国在共担责任，采取行动，并勇敢维护原则时所能做出的成绩。

当然，这一成果还要归功于专业人员的长期参与。这样，起草者与磋商各方才能够制定出将近代历史与实践经历相联系的法律协议，并因此得以久经时间考验，适用于各个地区。

不过磋商进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各方人员认识到了两难境地，其中包括各国在安全方面的合法权利，并在制定国际人道法时审慎兼顾军事必要性与人道考量，从而为受冲突影响的民众提供最佳保护。

如今，四个《日内瓦公约》是少数的几个得到普遍批准的国际公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约》不仅仅体现出法律条款，而且还彰显出道德行为的普遍价值。

诚然，《日内瓦公约》以日内瓦这座城市命名，但其主要用于血腥的战争前线。

不可片面地将国际人道法视作华丽的法律文书。它真正的效力体现在世界各地像叙利亚、阿富汗、伊拉克、南苏丹以及中非共和国一样饱受蹂躏的战场上。

而使这些法律条约和原则更适用于一线局势的正是军队人员与人道工作者。

我在二月份访问了伊拉克战争的主要战场之一摩苏尔。这座城市曾被激烈的巷战所席卷。

如今这座城市满目疮痍，破坏程度着实令我震惊。与各家各户交谈之后，我了解到了战争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与无尽苦难。有太多人不知所踪。许许多多的女性绝望地寻找着儿子与丈夫的下落，害怕他们已离开人世或遭到羁押。数百万民众在伊拉克境内或邻国流离失所。

摩苏尔，与阿勒颇、塔伊兹或迈杜古里一样，凸显出在国际人道法遭到违反时引发的巨大苦难。除直接造成伤亡之外，孩子们数年无法入学，成人则丧失了生计与谋生手段。其他人还会受到心理创伤。在四分五裂的社会环境中，愤恨与复仇的情绪像暗流般涌动。

如国际人道法遭到违反，往往会滋生暴力循环的风险。

冲突从方方面面摧毁民众的生活。它会造成排斥现象与社会分裂。有些人，如性暴力幸存者及残疾人士，成为了人们避之不及的对象，遭到忽视。人们对他们视而不见，对他们的诉求充耳不闻。他们无法使用基本服务或参与社区活动，也无法求学就业。

还有一些人，比如受控实施了恐怖行动，但未经司法进程就遭到羁押之人、与敌方有所关联之人，包括外国战斗员的家属，则以惩罚之名遭到蓄意排斥。

这是极难应对的社会趋势，而且我们看到当前各国正在必要的安全举措、受害者与幸存者的司法保障、与敌方有所关联之人所承担的法律义务，以及人道需求这四点间艰难地寻找着平衡点。

但也正是在面对这些两难境地之时，国际人道法与国际人权法的坚固框架能够体现其重要性。如同成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样，制定这些法律就是为了用于解决类似的困境。

国际人道法从不判断战斗的动机。根据国际人道法规定，所有不参与或不再参与敌对行动之人都有权受到保护，且必须得到人道待遇。每一个人，即使是敌人，都必须视作人类，并得到保护。

• 这在现实中意味着什么呢？
• 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其他形式的虐待；
• 禁止强奸及其他形式的性暴力；
• 伤者病者必须得到医疗救护；
• 不得攻击医院与医务人员；
• 在押人员必须得到人道待遇；
• 亲属有权知晓失踪亲人的下落；以及
• 死者必须得到有尊严的对待。

如国际人道法得到尊重，平民所受到的伤害就会大幅减少。每一天，我们都能看到国际人道法的践行：我们看到伤员获准通过检查站；前线儿童获得食物及其他人道援助；在押人员的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或是他们得以与家人取得联系。

1949年的四个《日内瓦公约》最早提出禁止武装冲突中的强奸及其他形式的性暴力。在1949年，各国永久性明确表态：坚决抵制"性暴力在战争当中无可避免"的观点。

如今，在所有武装冲突中，强奸及其他形式的性暴力均被认定为战争罪。

但我们沉痛地意识到，这并未阻止性暴力的发生。在许多武装冲突中，性暴力仍是女性、男性及儿童难以承受的残忍现实。可与此同时，违法行为持续发生，并不代表法律有所缺失，而是表明确保法律得到尊重的工作仍不到位。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加大工作力度。

在世界各地的冲突当中，我们确实看到大量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也门、索马里、尼日利亚、乌克兰及其他国家的悲剧凸显出对民众的日常保护工作存在严重问题。

这些违法行为会让人认为相关原则从未得到尊重，或是根本不具有相关性。但若认为国际人道法经常遭到违反，且是唯一遭到违反的法律，并由此认为该法毫无效力，那么这种想法不仅是错误的，而且还非常危险。

仅仅关注违法行为，可能会逐渐使国际人道法失去其效力，并忽略了无数个该法律得到尊重的案例：如医院与供水系统没有遭到攻击，平民得以幸存，在押人员得到了人道待遇。

当前，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是在冲突不断变化的情况下确保提高对法律的尊重。

的确，2019年的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的战争相比，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都清楚知晓：国际性武装冲突数量减少，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在成倍增加。

同时，当今的冲突也更加难以控制，旷日持久。第二次世界大战持续了六年，而如今的许多冲突已持续几年，甚至几十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民众。

人口密集地区沦为战场，危及大量民众的生命，并破坏了关键基础设施。在旷日持久的城市战当中，我们目睹了大量民众受到长期影响，并产生巨大需求：其中包括食物、水、避难所、还有医疗服务、生计机会以及社会心理支持。

全球冲突局势也发生了变化。各式军队、特种部队、武装团体、私营军事与安保公司以及犯罪团伙均参与其中，以直接或代理方式进行公开或秘密战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研究显示，过去六年间涌现的武装团体数量比过去六十年的总和都要多。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冲突各方交谈，力图与日益复杂的各类非政府武装团体进行交涉。目前，我们与全球约200个与我们的行动或人道关切相关的团体保持联络；我们还意识到随着这些团体的组织结构发生变化，我们也需要采取新的方法。

我们的研究显示分权式团体，尤其是非政府武装团体，经常受到指挥结构的影响，但也受到其他诸多因素，如社区、政治及精神信仰层面的影响。我们需要开展更多工作，包括非正式层面的工作，对这些网络施加影响。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必须鼓励各个团体认同一个观点，即藐视法律的行为也与其自身理念背道而驰："这并非我的本意"。

如今，战场外合作伙伴与盟友在冲突中的参与度日益增加。我们的相关经验显示这会导致责任淡化、指挥链断裂，且武器流通无法得到控制。

随着联盟及合作作战的趋势愈演愈烈，各国迫切需要关注如何对合作伙伴施加影响，并利用他们的支持，以确保平民得到更好的保护。

同时，随着各国参与到新型反恐活动当中，很关键的一点是其行动不可干扰人道组织的重要工作。这些组织唯一的目的就是帮助武装冲突与暴力局势的受害者。

冲突的性质不断发生变化，国际人道法也并非停滞不前。自创立伊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注意到武器与特定战术手段所造成的苦难，并力图遏制最恶劣的暴行。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二战期间公开声明反对化学武器的使用，并在广岛长崎事件之后反对核武器的使用。委员会开展工作，通过《日内瓦第四公约》将国际人道法的保护范围由战斗员扩展至平民。1949年，《公约》当中关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共同第三条的加入，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战争向此类型的巨大转变。《第二附加议定书》对相关保护做出了进一步的详细规定。

当今战场出现了一些颇为棘手的局面:

武装参与方与平民相互混杂，个体身份不断变化：晚上是战斗员，白天又成为平民；

不同形式的暴力相互混合，战场界限日益模糊，军事武力、暴力犯罪、社区间暴力发生在同一空间当中；

国际性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实际与虚拟形式的暴力，或是参与和未参与敌对行动的人员之间界限模糊；

非对称战跃升为主要冲突环境；

武器与军民两用货物之间，以及军事与平民活动之间难以区分；

恐怖主义与反恐行动深植于冲突演变过程中；

人道行动用于政治目的的工具化现象日益严重；以及

人道行动被当做为敌方提供战略支持的犯罪行为。

上述趋势说明，只关注于国际人道法本身将越来越不可行，这驱使我们在复杂环境中开展行动时，还要考虑其他法律来源——人权法、国内与地区法律框架、软法以及政策性指导。

如今我们还注意到，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催生了新型网络战，自主武器系统及遥控技术等新型作战手段也随之出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尤为担忧网络行动可能带来的人员伤亡，正在努力明确国际人道法基本概念对相关趋势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国际人道法明确禁止针对民用物体进行网络攻击，并禁止不分皂白、不成比例的袭击。但在网络这样一个几乎完全属于两用性质的空间当中，这些规则意味着什么？我们如何能够就网络攻击追究行为人责任？冲突的诱因是什么？或许，我们需要就保护平民免受未来新型冲突的苦难而制定更加适用于具体情况的规则。

风雨历程七十年，四个《日内瓦公约》绝非仅仅是一份历史遗产，或值得骄傲、值得纪念的法律文书。自1949年之后，我们已在诸多方面取得成绩：包括传播法律知识，确保法律实施，将法律纳入军事条令、教育课程、培训、制裁机制当中，并防止违法行为。

但我们仍需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这正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全球工作人员日日奋力工作的目标。他们亲眼目睹了儿童、女性与男性承受着苦难，丧失了尊严，无法得到人道待遇。

如果没有《公约》，我们的境遇只会更加恶劣。《公约》历经七十年的发展，仍适用于诸多领域，但我们需要提供更好的支持，更强有力的倡导，以创新精神开拓前进道路，在前所未有的世界局势中通过法律加强对民众的保护。

《公约》以人道之名，为人人创立。虽然各国与交战方负有实施《公约》的首要责任，但监督实施情况，人人有责。

值此周年纪念之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呼吁各国及非国家参与方一致表明尊重国际人道法，实施国际人道法，并确保其得到尊重。

但仅凭呼吁是不够的。当前最急需的正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当代战争前线工作的核心：即在交战方之间构建更具互信的关系的能力。这样才能在达成一致的基础上恢复并重建强化行为的空间。

公众对这些实际规则的强烈拥护也十分关键。因为我们都知道，因无法承受世界各地持续上演的悲剧而对其视而不见是多么轻而易举。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近期调查公众对国际人道法的态度时发现，超过三分之二的民众认为对战争与暴力加以限制是正确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他们逐渐接受了战争当中平民伤亡不可避免的观点。我们需要在各个层面维护人道，这样才能继续前行。

我们需要民众与各个组织贡献技能知识和相关资源，并发表意见，支持人道行动。学生及科学界也能够为维护对国际人道法的尊重做出重大贡献。我们需要前沿研究，为基于证据的人道行动及人道外交提供支撑。

我们需要科学家帮助实现人道服务创新，并避免使用新型作战手段和方法，对四个《日内瓦公约》当中所规定的保护性原则产生破坏。

就这一点而言，看到今晚与会的各位嘉宾，看到全球多所高校学术界的鼎力支持，看到大量学生及研究人员投身于国际人道法，令人感到非常乐观。

让我们一同铭记：无论往昔，还是当下，即使在战争期间也要维护人类尊严的《公约》精神始终具有重要意义。让我们始终铭记：《公约》是法律——但在某种程度上又超越了法律——因为《公约》所追寻的目标不仅是合法，还有公平与正直。让我们所有人竭尽所能，确保这一精神广为流传。

世界在变，保护如一？纪念《日内瓦公约》签署70周年。 公开演讲，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与发展学院，和平楼，日内瓦，2019年3月13日。